：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孟树模，1927年10月生，江苏常州人。1947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造船工程系。在校期间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交大民众夜校校长。1949年4月加入中国。1951年抽调至徐汇区委参加工作，1956年调至上海造船学院，1960年起历任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二、三届党委委员，副校长兼基建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党委常委等职。1983年调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第九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驻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1年7月23日，孟树模在上海被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他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交大民众夜校工作、在革命熔炉中锤炼成长的故事，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交大突破发展瓶颈、重振雄风的改革历程。

  我1927年出生，出生后前十年的命运已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当时我父亲孟君谋在东方图书馆工作，母亲丁愈昭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人突然在宝山发起进攻，把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烧了，我家就在那儿，当时整个家都没了。那时我父母结婚没几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母亲深受打击，健康情况受一定的影响。后来她患了肺病，在抗战前就过世了。1937年，我父亲在联华电影制片厂工作，我们家住在斜土路。不幸的是，“八一三事变”后，这第二个家也毁了。9月，我父亲和一批电影工作者奔赴四川成都、重庆，去做抗日宣传。我和祖母、小叔父、弟弟4人则从上海逃难到常州。没几个月，日本人打到常州。常州老家的房子也在战火中被毁。我们又从常州逃难，经过扬中和南通，再回到上海。所以这10年间，3个家先后都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

  回到上海后，父亲不在身边，我们没办法生活。1938年春天，我们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我和祖母、小叔父、弟弟4人分开住在两个地方。祖母他们3人进了普通的难民收容所。我11岁，已是读小学五年级的年龄，所以进了难童收容所，在那里一边生活一边读书。当时，我患了一身疥疮，很厉害，到现在还留有瘢痕。我在难童收容所一共住了三年半。后来，我父亲从重庆汇来一笔钱。我就是靠这笔钱，念了一年正规中学初中三年级的课程。父亲寄来的钱用完后，我经亲戚介绍去做练习生，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吃饭问题。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我父亲和继母吴茵从重庆复员回上海，我才重新上正规的学校，又考进复旦中学，从高二下读到高三，1947年7月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交大。

  我为什么要报考交大造船系呢？交大机械、电机是老专业，入学分数很高；造船系录取分数相对低点。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有工业救国的思想。我之所以选择交大造船系，主要是因为我想读工科。我在交大读书遇到很大困难。当年交大是英文授课，教材也大多是英文的。而我此前只读了两年半的正规学校，英语底子不好，所以我经常到校外找英文教材的中文版来看。

  造船系老师很多是兼职的。例如，辛一心教授是造船界一位很有水平的专家，课上得很好。他除了在交大任教，同时在上海招商局工作。每次他清晨7：30来校上课，上完课就离开了，课后与学生的交流较少。杨俊生教授是中华造船厂的老板，也是兼职的。系主任叶在馥教授，他的主要工作精力也在校外。

  说到进步思想的启蒙，我在难童收容所就已经接触到进步思想了。我住的难童收容所就有党支部，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晓而已。收容所里教救亡歌曲，读《西行漫记》《小瘌痢》等进步书籍。我在难童收容所里算年龄比较小的。年龄较大、本人自愿参加革命的很多同学，经党组织安排，输送到解放区，参加新四军。20世纪80年代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堤，当年就和我待在同一个难童收容所，他比我大四五岁。

  抗战胜利后我就读复旦中学，一开始有效学习不适应，高二下学期学业负担比较重。到了高三就好点，我开始参加，如1947年初的抗暴斗争、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这和后来在交大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就衔接起来了。复旦中学也有地下党的力量，不过当时我不知道。

  1947年入学交大后，我参加更多了。学生基本任务是什么？读书呀。搞是迫不得已，不起来斗争不行啊。很多交大学生不是简单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的是从军复员回来，有的在社会上做过事情，经过一番历练后再上学。社会的实践是最深刻的教育。有些同学从重庆复员回来的路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看到对日本兵的放纵；在上海看到的灯红酒绿，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接收大员；看到美国大兵在马路上打死黄包车夫……有正义感的学生怎能不气愤？学校里还有很多社团，都是培养和锻炼人的地方，很多成员在社团里交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体会。一般站在前列的都是好学生。因为交大有一个传统，只有功课好的学生才能当班长，同学们选代表都选功课好的。而交大学生都是工科生，大多也是穷学生，他们勤奋好学、踏实认真，绝不好高骛远，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凡事真正弄清楚后就认准了这个理，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我们学生尊敬老师，老师也爱护学生。交大校长和老师大多是工程界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富有爱国心、正义感，不会跟着去吓唬、，而是保护青年学生。所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交大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知识青年成长起来。尽管要运动，要来抓人，在党的领导下一批批学生骨干调离交大隐蔽起来，或被输送到解放区，走了一批又有一批顶上来，始终能够把组织好，继续斗争下去。因此，交大的能够发挥“民主堡垒”的作用。

  我家庭的进步思想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介绍我进难童收容所的姑母是党员，两个叔父也是党员。一位是和我一同逃难、比我大8岁的小叔父，他是在难民收容所入党的。一位是比我大12岁的叔父孟波，他在抗战以前专门从事救亡歌曲创作宣传，后在苏北任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到延安任延安鲁艺教员、戏剧音乐资料室主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导员。还有就是我的父母，我父亲孟君谋从重庆回来后，在联华影艺社、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他们拍的都是进步电影，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我们搞时，组织同学们观看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时我家就住在电影厂，我带同学去电影厂观看拍片，还请电影厂来校帮助学生排演线年初，上海昆仑影片公司经常组织进步人士举办星期晚会，公开揭露政府的黑暗统治。这是一次晚会后在电台集体留影（前排左四是吴茵，后排左三是孟君谋）

  概括而言，我进步思想的形成受到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我自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遭难，我也遭难。第二，我从难童收容所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直至进入交大参加及民众夜校的工作，在“民主堡垒”的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第三是家庭的影响。虽然我没有追随父母从事艺术之路，但家庭的进步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从1947年9月入学交大到1948年上半年，我积极参加。1947年冬天，我参加了党组织发动的救饥救寒运动，将募捐所得的寒衣送给劳动人民。接着我参加了1948年1月的抗议九龙暴行大。通过这一些活动，冲破了政府当局的禁令，走向高潮。1948年3月，学校放四天春假，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到杭州春游，祭扫于子三烈士墓。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接下来是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运动，交大师生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进行质询与反质询的斗争，最后交大学生自治会通过召开“反美扶日”公断会，取得斗争的胜利。组织“反美扶日”时，由于军队包围学校，交大队伍采取了校内的方式。当时我在交大民众夜校教儿童班，夜校的工作分量不重。我同时是交大生活社的成员。交大校内的当天，我从学校后门篱笆钻出去，来到外滩参加了校外的，并将校外的一些信息带回学校。到1948年下半年，我在夜校方面的工作逐步增加。同时，整个交大转入到深入班级，加强班级工作，护校应变，迎接解放。

  我参加交大民众夜校工作开始于1948年初。那时我读一年级，住在中院底楼最靠东头的一间大宿舍内，房间里放了33张双人床，床挨着床，住着66名学生。当时学生宿舍很紧张，有的学生进校后没地方住，交大学生自治会就帮助同学争取宿舍。1948年初的一天，工业管理系二年级学生周蔚芸来到我们宿舍，问谁愿意去夜校义务教书。经周蔚芸动员，我去夜校当教员，开始教儿童班，接着教成人班，后来参与夜校的工作。教成人班时，很多同学都是工人学徒，还有些女同学既没有文化，又找不到工作。女同学上完课回家，路上会有流氓挑衅骚扰，同学们就三五结伴回家，有时由我们老师护送回家。在夜校工作，接触工农群众，尽管我们文化程度比他们高，但是他们处在受剥削的第一线，饱受阶级压迫和国家苦难，他们的悲惨遭遇也教育了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读书不能仅仅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是要为劳苦大众服务，必须走革命的道路。至1949年2月，我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以后，因夜校前任校长黄香国于1月份经党组织安排撤退至解放区，就由我接任交大民众夜校校长。4月，经张培性介绍，我在夜校加入了中国。张培性是土木工程系四年级学生、夜校成人班教师。此后，我在张培性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张培性的直接领导人则是电信管理系四年级学生穆汉祥。当时地下党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只有单线联系的两三人，就是联系自己的和自己联系的。这是组织纪律！但我们心中有数，知道穆汉祥是党员。4月30日穆汉祥被特务逮捕后，组织上就告诉我们：“穆汉祥被抓了！”但我们心里并不慌张，照常开展夜校工作。因为穆汉祥是夜校的创始人，他在学校的活动及在夜校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对他是完全信任的。

  1949年3月，交大民众夜校整个党组织关系从学校划到徐龙区委徐汇分区委。穆汉祥任徐汇分区委委员，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夜校党支部在徐汇分区委领导下迎接解放。为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敌特和坏人破坏，夜校的党员和“工协”会员、“新青联”成员等对交大附近地区的工厂、街道里弄、棚户区进行社会情况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有驻军的防务、敌伪资产、地方保甲组织、反动人物和地痞流氓以及工厂、仓库、学校等方面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建立人民保安队的指示，交大民众夜校组成一个中队，下设四个分队和一个救护队。中队长是江涌林，政委是张培性，我和罗普生、王善庆、曹晨旭4人任分队长，救护队长是徐寿铿。人民保安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站岗放哨，维持治安、支援、引路、护厂和救护等。临解放时，我们分别住在昆仑电影制品厂摄影棚、虹桥路棚户区、华山路南段的一处空房内，等待行动命令。5月25日凌晨，人民进驻徐家汇一带。天亮后，我们带着袖标到达指定地点执行纠察任务，不分昼夜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发现散兵或可疑分子，就协助进行抓捕。几天后，人民保安队达成目标，宣布解散。

  上海解放初期，为纪念英勇牺牲的穆汉祥烈士，交大民众夜校改名为“汉祥民众夜校”，我们继续在夜校工作。当时全国上下开展扫盲运动，夜校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民众夜校在虹桥路八区中心小学内和徐虹北路虹桥路口先后办了两个分校，又在虹桥路平民村建立了儿童福利站，并新增了一批交大同学来夜校任教。1949年7月到10月，我由徐汇分区委指派，参加了上海市委党校第一期的学习。市委党校设在原正始中学校址（现上海交华校区）。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兼任校长，马飞海任教务长，上海市市长陈毅来党校讲过课。我去党校学习的时候，王善庆任夜校的代理校长。我学习回来后，继续任夜校校长。大约到1949年底，夜校整个党支部回到学校，我的党组织关系也回到了交大。1950年春，党指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建设人才，大学生不宜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派人来参加夜校工作，进行交接。一个学期后，到1950年秋季，民众夜校交由市教育局接办，改名为“三十四工人夜校”。

  1950年9月，我升入四年级。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交大学生响应党中央号召，在校园内掀起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我也踊跃报了名。在这一年，徐汇区委刚刚新建，很缺干部，就从交大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军事干校的学生党员中调了一批人到徐汇区委。我们系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军事干校的同学，就我一人被调到徐汇区委，其他同学去了部队，都在海军。剩下一半同学到1951年毕业，后来大多搞民用船舶等。就这样，我在1950年底就调离交大了，一直在徐汇区委工作。1956年9月，我突然接到通知，把我从徐汇区委调到上海造船学院。当时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上海造船学院正式成立，需要干部，就把我调去了。以后，上海造船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1959年交通大学上海部分独立建校为上海交通大学。从1956年到1983年，我在交大工作了27年。1978年7月到1983年7月，我担任了5年上海交大副校长，亲身经历了学校改革开放初期的建设与发展。

  交大20世纪50年代经过院系调整，经过西迁，很多院系调整到其他学校，学科力量有很大的削弱。理科调出去了，变成单纯的工科；造船学科很强，但其他学科不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可是中国高校在“文革”十年中被耽误了。所以上海交大的改革不单单是管理改革，更是如何重振交大雄风，教学科研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重新把交大真正办成中国知名的大学。粉碎“”以后，党委书记邓旭初带领我们去拜访清华、北大的领导，听听他们的想法，一心想要把交大搞上去。

  在中美尚未建交前，经批准，1978年9月至11月，上海交大率先组团访美。这与六机部部长柴树藩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大家都认为交大是一所综合大学，起初划归国防科委主管，为军服务，还是比较宏观的。后来划归六机部领导，六机部只管船，太专了，什么专业都要带个“船舶”的帽子。所以学校感到体制不顺，想要改变领导关系。邓旭初到国防科委和六机部去反映。刚巧柴树藩出任六机部新部长，他思想开明，工作思路开阔。他听取汇报后，建议交大先不要离开六机部，但因交大是综合大学，部里应该支持并帮助交大有更大的发展。他动了个脑筋，请分管国防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兼任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说，我当主任，你就当副主任。1978年5月，王震正式兼任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柴树藩兼任副主任。这对交大改革、开放和发展是关键一步。交大地位提高了，到各方面去呼吁也非常容易，得到的支持比较多。紧接着，交大率先组织教授团赴美访问，了解国外高校情况，并与交大美洲校友会建立联系，让校友了解祖国和母校现状，从资金、信息、人员等方面提供帮助，使学校在教学科研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包兆龙图书馆也是柴树藩牵线引资的。他先征求邓旭初意见，问学校要说明。邓旭初一想，学校图书馆太小太老，需要建先进的图书馆。然后，柴树藩找机会向香港船王包玉刚提议，包玉刚同意了。在一次来北京访问时，包玉刚将捐赠信函递交给，小平接下来了。于是，学校建成了包兆龙图书馆。在当时中国高校，用个人名字来命名受赠建筑物，这还是第一次。包兆龙图书馆馆名是题写的。这些都是交大改革的大手笔。包玉刚赠款1000万美元是分8期给的。柴树藩要求，图书馆一定要建设好，建造费用不能超过捐赠款，还要留200万美元下来。因为当时有很多基本建设都是超额的。交大硬是控制好，所以后来学校能够用余款在闵行建了包玉刚图书馆。这样，打开了校友捐赠的通道，对学校发展很有利。例如在美籍校友倪军的大力推动下，学校与美国密西根大学携手合办交大密西根学院等。一路走来，学校对外开放交流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在学科建设方面，一是恢复理科，从1977年到1978年，恢复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应用数学和工程力学系。工科院校没有理科作支撑是不行的，理科是基础。二是建立文科，包括人文、美术和音乐等。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组长陈章亮去校外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后来长期担任上海哲学学会会长。三是设立新专业，如张钟俊院士办自动控制专业。学校新设生物技术、新型材料、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光纤通信等新专业。

  当时教师生活条件困难，住房紧张，工资不如工人。这种局面不打破，是没有很好的方法工作的。1979年，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和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一起呼吁教育部给高校放权。这是很震动的。一方面呼吁扩大学校自主权，另一方面学校自身要解放思想，把教职员工积极性发挥出来，把教学科研搞上去。当时学校派我去北京，向六机部副部长张有萱汇报申请每月6元的奖金。发6元奖金，我们先向上海市申请，市里说，你们学校归六机部领导，要向六机部汇报。张有萱副部长同意了，我回来再向上海市汇报，市里也就同意了。当时发奖金、岗位津贴，钱从何而来？若向国家、政府要，则有困难。我们的做法是自己想办法找钱。学校很多实验室设备除教学科研外尚有余力，就将实验室向社会开放；教师有能力，可开展技术服务，学校专门设立技术服务部。实际上，这就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经济相结合。如阮雪榆的冷挤压技术很受社会欢迎，他所在的教研室开放后，事情多得不得了，模具所就从那时发展起来的。阮雪榆后来能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与他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贡献有关。学校与社会联系了，科技与生产结合了，教师收入增加了，积极性发挥了，水平也提高了。当时学校制订了很多管理办法，如收益如何管理、如何分配，学校财务要放权，教师有工作量制度，干部有岗位责任制，一整套制度联系在一起，慢慢地把学校搞活了。

  2007年6月29日，孟树模（前排右四）出席上海交通大学纪念中国成立86周年暨《民主堡垒》出版座谈会

  还有件大事，就是拓展交大校园。交大徐汇校园那么小，学校发展受到限制，怎么办呢？学校曾考虑设法拆除棚户区，在原地扩建，但这一方案代价太大，一直没法实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旭初带着我们到处跑，到青浦、淀山湖、莘庄、闵行看地。新校区若选得近些，在莘庄拿的地就少；若选得远些，在闵行拿的地就多。最后选在闵行。但一开始困难很大。教师上课，徐汇、闵行两个校区来回跑，相当吃力，教师也有怨言。但从长远来看，开辟闵行新校区是艰难而又英明的决定。学校一步跨到闵行去，不容易。1983年教育部、上海市批准交大建闵行校区时，我已经调离学校，到上海市计委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管理改革、学科建设、建设闵行校区，是关系交大长远发展的几件大事。当时交大管理改革影响比较大，是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1984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交大的改革。实际上，交大的改革不单单是管理改革。阻碍交大发展有好几个瓶颈问题，都在那时候突破了。通过改革，为学校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不开放，如何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没有场地，谈何发展？那一时期，假如没有党委书记邓旭初带领交大一班人，从“”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为开创新局面打下基础，就不会有交大的今天。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253页。略有删节。